学者型官员的特征价值及能力提升

学者型官员的特征价值及能力提升

　　从古代“学而优则仕”到如今“学者型官员”的转换，体现的是中国领导干部专业素养的提升、培养选拔机制的完善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程。“学者型官员”既具有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等特征，“官念”淡薄且事业感强烈，也存在缺乏高超的领导才能与行政技巧等劣势。因此，需要通过加强政治意识和德行教育，加强领导艺术和领导技巧教育，加强群众路线教育等方式，提高“学者型官员”的领导水平和自我修炼素养，以便改善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养，推进国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进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p>

　　 领导干部是国家治理活动的重要载体，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程度和行政效率的高低。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其中，越来越多的学历高、专业素养深厚的学者进入干部序列，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改善了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治理能力。从古代“学而优则仕”到如今“学者型官员”的转换，体现的是中国领导干部专业素养的提升、培养选拔机制的完善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程。

　　 “学者型官员”具备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特征，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公众形象，与国家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目标形成了正向互动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和行政体系会经历三个阶段的换代。k22阶段主要是革命和建设初期的“开国元勋”担纲各行各业，形成“将帅治国”。第二阶段主要是科技精英参与国家治理和经济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进入干部管理队伍，形成“技术官僚”“专家治国”。第三阶段则主要是哲学、人文、法律、经济等专业出身的社科人才进入国家干部队伍，形成“职业政治家治国”。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面临的矛盾做出判断，消除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因而人文社科的知识储备越来越重要。

　　 中国目前正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例如：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转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和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江小娟，从中国人民大学转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陈雨露，从山东大学转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的徐显明，等等，就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从政的范例。未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从政，将有助于打破长期形成的干部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营造“人尽其才”“人尽其用”的制度环境，促进“人才强国”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设步伐。同志曾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他提出了党的“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习强调，在新时代，“必须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近年来，随着国家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干部培养、选拔和任用机制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学历高、专业素养深厚的专家、学者型人才进入干部队伍，这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改善了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治理能力。同时，也使“专家型干部”“学者型官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他们往往具备以下特点。

　　 k22，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学者型官员”普遍学历高、专业素养深厚。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结构发生了显著改善，大批按照“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标准选拔的人才进入干部队伍。尤其是近10年来，一些高校、科研院所具有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政工师等高级职称乃至两院院士的学者型人才也进入政坛，且不少都被委以重任、身居要职，使中国政坛出现了一批亮眼的“学者型官员”。

　　 据统计，党的选举出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1名组成人员中，岁以下的名，其中岁以下的22名；女干部名；少数民族干部40名；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占.2%，有高级职称的占.2%，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9名。党的十八大选举出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6名组成人员中，平均年龄.1岁；女干部名；少数民族干部名；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占.7%，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占.2%，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5名。党的十九大选举出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6名组成人员中，平均年龄岁，女干部30名，少数民族干部名；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占.1%，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占.9%，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25名。

　　 从近10年来中央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变化来看（学车五福五），高学历、高职称的人才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体现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的观念深入人心。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学而优则仕”，将自身的知识、才华直接报效祖国、服务社会，而改革开放以来“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干部人才选任目标已经得到落实。

　　 第二，有水平、有担当。“学者型官员”都是经过正规国民教育体系的严格遴选和高校、科研院所职称考评体系的层层选拔，才能成为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合格的专家、学者。因此，在国家干部培养选任体系对其考察、选任之前，已经证明了其智力水平和知识储备，可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有着出色的智识水平，在理解和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具有很高的悟性和准确性。

　　 第三，“学者型官员”的“官念”一般比较淡薄，而“事业感”又相对强烈，往往是凭着一腔爱国热忱、怀着以自身所学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信念而进入机构或行政序列，如新中国成立初期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之父”“火箭之王”，先后担任过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钱学森，以及近期从中国“两院院士”转任教育部部长的周济、卫生部部长陈竺，等等。他们往往能够准确定位自身的政治角色，将自身的专业知识与行政工作结合起来。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磨合，“学者型官员”就能够担当起为所在行业指出改革方向、规划发展战略的重任，其爱国热忱、学者风范也“为领导班子中的其他成员树立起崇高的榜样，潜移默化地对其他官员起到引导和鞭策作用”。

　　 第四，“学者型官员”在进入政坛之前，本身已是小有名气的科技专家、社科名家、教学名师或获奖达人，在公众中普遍具有“高知、高才、高能”的形象，因此对其好感度、期望值也普遍较高。经过行政工作的磨练，那些有兴趣“学而优则仕”，本身也适应能力强、进入角色快的专家学者很快就能做出成绩、赢得公众赞誉和社会认可，树立“理论水平高、责任意识强、在公众中的形象普遍较好”的形象。这样，“学者型官员”就成为国家干部队伍中的“新鲜血液”和“高端储备”，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公众形象，与国家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目标形成了正向互动。

　　 “学者型官员”普遍是科研出身、大多是“技术官僚”，因此，都比较尊重科学、崇尚理性，对于符合科学规律的事务往往“较真”“认死理”。这种精神在科学研究中是基本素质和基本要求。“学者型官员”的科学精神、理性思维既有利于政策决策尊重科学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避免不尊重客观规律导致的决策失误或失效，又有利于冲破官僚体系学富三车学富三车”的羁绊，促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因此，“学者型官员”的加入，对一些机构“拍脑袋决策”和盲目上马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会有所钳制，对干部队伍中“任人唯亲”盘根错节学富三车学富三车”也是一种冲击，从而形成一股“官场清流”。

　　 “学者型官员”由于智商高、领悟力强，能够很快学习领会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战略规划意图，因而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由于抱着实业兴国、科技兴国、教育兴国的理念和爱国奉献、从政为民的信念，“学者型官员”希望以自身所学回报国学富三车会、回报人民，因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由于科学研究不喜浮夸、崇尚真理的特点，“学者型官员”在长期科研工作中形成了严谨性、沉稳性、认真性的工作态度，因而具有不尚空谈、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而将这种作风带进官场，对行政机构效率低下、办事拖沓的现象，和干部队伍中“糊弄事”“差不多”的惰性心理都会有所冲击，因而有利于革除国家治理中、官僚主义的弊病。

　　 “学者型官员”的劣势在于缺乏高超的领导才能与行政技巧。凡是皆有两面性，黑格尔也曾说，辩证法“约略相当于普遍观念所谓上帝的力量”。因此，“学者型官员”作为“学霸”“学神”学贯中西、智商超群的另一面，则是“书呆子”“学究气”较浓，与社会公众对“高考状元”“理工男”常有的“眼高手低”“高分低能”等“刻板印象”类似，也有人对长期在高校、科研院所等“象牙塔”工作生活的“学者型官员”形成了“少言寡语”“木讷拘谨”等印象，将学者的“不谙世事”理解为“不懂时务”，将其“不善交际”理解为“不识世故”，将其“不喜逢迎”理解为“不食人间烟火”。作为学生、学者，埋头苦读、皓首穷经是本分，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进入仕途，则须关心国计民生、百姓疾苦，不得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了。这个时候，只从书本上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就难免会导致“纸上谈兵”“教条主义”的后果。

　　 知识分子“脸皮薄”“耳根子软”的特性，在“请客吃饭”“迎来送往”的官场固然有利于“洁身自好”的廉洁形象，但“曲高和寡”“孤芳自赏”“不合群”的印象也会带来无法与上下级有效沟通、推进行政工作有效配合的问题。尤其是在需要与基层人民群众打交道的时候“放不下身段”“拉不下脸面”，也容易导致不能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真正需求、“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如果“学者型官员”将坚持己见变成了“刚愎自用”，将思想标新立异变成了“政治冒进”，将强调理论原则变成了“教条主义”，就会影响“学者型官员”的领导才能与行政效率。因此，这就要求“学者型官员”尽快熟悉政治运行的规则，善于将知识储备转变为决策的政治技能，重视提高自身的领导才能与行政技巧。

　　 一是加强政治意识和德行教育。“学者型官员”在高校、科研院所工作时社会接触面窄、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在相对“清贫、清净的象牙塔”里，学者的机会相对不多。而政坛仕途的工作环境则要比高校、科研院所复杂得多，即便理智清高的“学者型官员”“常在河边走”也难免不湿鞋，受政界商界学界、亲情友情等各种学富三车的束缚，被权势、金钱、美色的“糖衣炮弹”所击倒。例如，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厦门原副市长赵克明身涉厦门远华案，身为教授、两次中科院院士候选人的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原局长张曙光贪污受贿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的博士、原中国船舶学车日记党组书记、董事长胡问鸣违纪违法案，以及国际间谍组织“放长线钓大鱼”，将有过出国留学、访学经历的“学者型官员”作为“围猎对象”，形成提前为妻子子女办好移民手续，在出卖国家利益、泄露国家机密后做“外逃裸官”的现象，等等。这些现象表明，“学者型官员”如果放松了对自己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同样会禁不住权力的诱惑，逐渐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为避免“高智商学者”从政后的“高智商犯罪”，必须继续加强“学者型官员”政治意识和德行教育，遏制其从政后“几乎无所忌惮的权力冲动沽名钓誉的冲动、炫耀攀比的冲动、追求高官厚禄的冲动”。习强调：“选人用人必须把好政治关”，要把“是否忠诚于党和人民，是否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是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是否坚决维护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否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衡量干部的k22标准”。同时，对于“高知、高才、高能”的“学者型官员”来说，同样要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在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方面都要过硬，其中最重要的仍是政治品德要过得硬，否则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

　　 二是加强领导艺术和领导技巧教育。“学者型官员”虽然是学者和领导的统一体，但是其职务身份更主要的是领导，需要以其所学为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和行政效能作出贡献，而“领导是一门科学，有其特殊的运行规律，学术上有建树的人不一定能够成为k21的领导”。因此，“学者型官员”应继续加强领导艺术和领导技巧教育，克服高知人群比较“自我”的心态，放下身段加强沟通协调能力；克服考虑问题“全面”但又受条条框框限制的“思维定式”，加强应对棘手事件和公共危机的应变能力；克服严谨冷静有余、亲切随和不足的性格缺陷、加强融入集体、促进班子和谐团结的能力等。而要做到这一点，所需要的仍然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才能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习要求，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千万不能“纸上谈兵”“虚谈废务”，陷于夸夸其谈的“客里空”。“学者型官员”的强项正是学习，只要树立起学习意识，“学者型官员”的领悟能力和进入角色的能力通常是较高的，这也是“学者型官员”自我修炼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加强群众路线教育。“学者型官员”从“象牙塔”里走入“工厂矿山”“田间地头”“街头巷尾”，接触的人群就从“阳春白雪”的“高知大家”更多变成了身处实践一线的基层群众，如果仍然维持着学者的“书呆子气”和“学究气”，就会导致人民群众的疏离感、距离感，所做出的决策难免“不接地气”，所担纲的行政工作难免“不聚人气”。要想使决策能推行、工作能推进，就必须加强群众路线教育，增强“学者型官员”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解难题的观念。习强调：“重点是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坚守人民立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者型官员”同样要“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自觉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只有与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厂矿山”“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的基层群众“打成一片”，做到既能“谈笑有鸿儒”，也能“往来有白丁”，愿意了解他们的疾苦，善于解决他们的困难，才能将党和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基层，将国家给老百姓的实惠落在实处。

　　 总之，吸纳专家学者、知识精英进入干部队伍和行政序列，直接参与决策和行政运作，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理念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的具体实践，也是引进“智库外脑”“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一种重要体现。持续加强和改进“学者型官员”的培养、选拔、任用力度，提高“学者型官员”的领导水平和自我修炼，将有力改善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